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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04 二月, 2012

    我判中国文化“死缓”(美庐放言)


    — 作者 齐梅录 @ 2012年02月04日,18:11 | (207) 点击 | (12) 最新回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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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 我判中国文化“死缓”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   写下这个题目,我心如刀绞,泪如雨下——自毁“精神家园”!

    作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出生、长大、变老的我;作为自幼以孔子、屈原、李杜、苏轼为崇拜偶像的我;作为万卷中国文化藏书的我;作为以中国能产生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周易阴阳”、“老子哲学”、“中医文化”这些既显现远古智慧而有能辉耀未来的哲思文化而自豪的我,“宣判”“中国文化死缓”,岂异弃爱子以荒漠!

     这当然是悲剧!无比之悲剧!

     然而,悲剧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结局。人类发展的一个“环节”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“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”!甚至可以说,悲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! 黑格尔说:“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偶然的原因,而在于两种正义的又都有片面性的伦理观念、精神力量之间发生的必然的矛盾冲突”;马克思认为,“悲剧来源于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”,“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”,第一次都“作为悲剧出现”。

      悲剧之所以作为一种“力量”、一种“矛盾冲突”导致的“必然结果”,一种“撼人的力量”,从审美的角度看,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他能“唤起悲悯与敬畏之情并使这类感情得以净化”;中国孟子则归为人之所以异于兽的“四端之一”的“恻隐之心”及古人“前车之鉴”的畏惧之心。

     “不破不立”,“不死不生”。“道者反之动”。“芳林新叶催陈叶,流水前波让后波”(刘禹锡诗)。发展,就是在新新旧旧、生生灭灭中“因果轮回”,“螺旋式”上升发展。旧的、腐朽的必须死亡!

     中国文化“旧了”吗?“腐朽了”吗?答曰:“然也”! 

    更正确的答案应是:支撑中国文化的“支柱性理念”如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民胞物与”、“老子哲学”、“为天地立心,为万世开太平”等,确能“烛照未来”,但绝不能适应时下!

    “时下”——放眼世界,世界并不太平,从公然的飞机大炮到嘴上的“文明冲突”‘“宗教”“主义”之争,幕后都有一只“黑手”,即一个“力”字! 还是中国老百姓说的好:“力大的欺负力二的”!

    当今世界,还是“战国策派”所崇尚的“力”的世界!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。

     世界如此,中国更不例外!中国当下更是一个“力”的世界!赤裸裸“力的世界”!

     不是吗?“我爸是李刚”,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——中国这只“黑手”的力量,远胜于他国! 在这样的世界面前,在这样的“中国”面前,讲中国文化,讲“仁义”、讲“和谐”、讲“天人合一”、讲“和文化”,那不是忽悠人吗?

     鄙人上文说过,中国文化,尤其是以“天人合一”为底蕴的审美文化,前可“显现远古智慧“;后能“烛照世界未来”。诚如诺奖获得者、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。阿尔文提出,并在1988年巴黎会议上得到74位诺奖获得者认同的“著名巴黎宣言”:“人类要想在21世纪生存下去,必须回到2500年前,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”。(此话大概“忽悠起”中国在世界各地兴办“孔子学院”的“热情”)。 但,“那是以前和未来的事”,和“现在”无关。“过去的已经过去,未来还未到来(即便“到来”,也存在变数)”,“远水不解近渴”。

    世界、尤其是中国,当下的“难耐之渴”是“有话好好说,座下来商量”。 窃以为,这便是“联合国的主题”!

     恰恰,世界当下存在“美国的单边行动”,中国,从来没有“座下来商量”的为文化与精神。中国从来只是“命令与服从”。 

    为何中国文化里从来就缺乏“坐下来商量”的基因?因为,中国文化产生于“帝王专制语境”。帝王不可能和臣下、百姓“商量”!只有“君临天下”与“望风披靡”!

     中国文化,徐复观先生称为“心的文化”;鄙人谓之“内文化”。与之相对的,鄙人谓西洋文化为“外文化”。“内文化”注重“修身修心”,“克己复礼”,“独善其身”;讲“君子之风”,重在完善个人人格。“外文化”简而言之,讲“契约精神”,重在“人的社会性”。 “内文化”“克己复礼”,“君子之风”,有利于帝王专制,“外文化”“契约精神”是为了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,“公平公正”。

     西方,尤其是“文艺复兴”以后的西方,在美国“五月花号精神”、在卢梭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等著作思想的指引下,“外文化”日趋成熟。乃至成为“文化软实力”、成为“普世价值观”。

     100多年前,当中国的“国门”被西方的大炮轰开,圆明园被洋鬼子烧掉,中国知识界首先反思。于是,“西风东渐”,中国人开始思索那些长枪短炮后面的“软实力”。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五千年的“中华文明”、两千年的“儒家文化”,诚如梁漱溟先生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一书中所言:“中国文化之相形见绌。中国文化因外来文化之影响而起变化,乃至根本动摇”。

     邓小平有言曰:“运气来了门板子挡不住”;绝世美女在前,老和尚也难免“偷眼”!“西风东渐”,是历史的必然。中国文化“不从根本上动摇”,也如邓小平闻听林彪之死:“林彪不死,天理难容”! 

    然而,中国的“大国之心”非常强烈!终于明白,没有“文化软实力”的支持,GDP这玩意儿再高,人家也不“尿”。于是乎,《论中国文化》、《中国文化的出路》之类书籍如过江之鲫,呼啦啦涌出。匍匐于孔子脚下,试图寻找“中国文化不落后,必然复兴”的救命稻草。 

    2011年第一期《新华文摘》刊登某君文章《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》。将中国文化复兴的指望,寄托于中国文化“推崇德性”的“核心内涵”。然而,此君也承认,“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“利”字当先。义服从于利。” 

    这正暗合鄙人“前可见古人之智慧,后可烛照世界之未来”的“中国文化观”。但当下不行!“当下”“利字当先”,“见利忘义”,世界不听中国“和谐”、“仁义”之高调。

     “当下”这个时间概念“长度若何”?答曰:“大概500年吧”!500年内,从孔老夫子那里端过来的“中国文化”“这盘菜”,大概端不上世界宴席。世界没有“这盘菜的”“传菜手”!顾不上!

     别说世界宴席,就是“中国宴席”,有几个人欣赏“中国文化”这盘菜?“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”(徐复观)。按心的“全部活动”“情(感情)识(知识)意(意志)”三大项,中国文化应该是“重情”的文化。然而,鄙人言:“中国人现在,“情之心”早被“利之刀”割碎了!” 君不见,为了一己之利,夫妻反目,父子成仇,朋友分道,姐妹互残者不胜例举!

     四川一女,其妹过年从广东打工归,先投宿于其家。其向妹借钱,一万爽予。姐窃想:一万如此爽快借与,其包中肯定“十万、百万”!遂与夫某,杀妹、竭其所有。妹熟睡,姐夫一锤致命。包中果然“十万有余”…… 北京“大望楼”村,“一拆致富”。然而官司随之倍增。夫妻离婚、儿子告父、母女互告,皆“利字当先”也!

     呜呼!中国“心文化”、以“推崇德性”为核心的中国文化,“化育天下”几千年,被“利”字“一刀斩断”!

     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”!“人性”是靠不住的!“haold”住的只有“外文化”——契约精神! 况且,西洋文化也不乏“心的文化”!西洋某哲人言:“文化的最终成果是人格”;苏格拉底言:“自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”;叔本华言:“凡有伟大心灵的人,永远是王”——这些言语,无不暗合中国古圣之“克己复礼”、“内圣外王”、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!

     随着“大国意识”的觉醒或曰崛起,随着汉内斯:“21世纪人类要生存下去”的只言片语(有消息说,汉内斯这句话是被“编辑过”的!),有些文人急于埋汰西洋文化,说“西方文化没落了”,还有那只“哲学乌鸦”黎鸣者“鸣道”:《西方哲学死了》——哲学既死,文化焉能不亡! 这些人“说话的底气”,无非还是来自100多年前人家西方人就意识到的“西方文化潜在危机”——即“过于理性”,“征服自然”,“人类中心主义”等。

    康德早在18世纪就写出了“引起世界哲学界哥白尼革命”的“三大批判”。尤其是其中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純粹理性的“總任務是要解決「先天的綜合判斷」、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又擴展了知識內容的真正科學知識是「如何可能」的問題”(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总纲》)。说明西方人早在18世纪就注意了他们文化的“负面性”。 200年过去了,人家焉能“知错不改”?

      别老拿人家的“老问题说新事”!还是先看看自家的“新、老问题”吧! 

    “新问题”有“杨振宁问题”、“白岩松问题”(白岩松问题是鄙人自谓,参看鄙人博文《白岩松问题》简言之,即中国人为何心神不宁);“老问题”即“钱穆问题”。

    钱穆先生60年前即在《文化学大义》一书中言:“今天的中国问题,乃至世界问题,并不仅是一个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外交的问题。而已经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。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,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解决。” 

    亨廷顿《文明的冲突》几十年来风靡世界,可惜,如同“钱穆问题”一样,不被中国领导人看好、看重!“一工二农三财贸,腾出手来抓文教”,中国官员的“线性思维”太可怕!

     鄙人博首有言:一个“文化决定论者”,“民族的一切遭遇,归根结底,是文化的遭遇。”如果今日中国还自以为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”,还敝帚自珍,还以为“脸上溃烂的脓包艳若桃花”,那就难免“下一场灾难遭遇”! 伟大的中国文化!但为了“时下之中国”,“该死”!“设车以保帅”!起码应该是“避免近亲结婚式”的大改造!多多吸收“远距离”、“产生了先进生产力”的西洋文化!将朽了根的“东方文化”一脚踢出!    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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